“百川异源，而皆归于海，百家殊业，而皆务于治。”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资源博大精深，廉政思想是其中重要的论题。

“廉”，最初是指官员应具有的品德之一。我国很早就有了“明德”“严法”的廉政意识，虞舜时代提出的从政者所应具有的九种品德中，就有“简而廉”。之后，历代的思想家、政治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廉政思想。

图源丨宗汉印迹

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对于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
“廉为政本”的反腐观念

《晏子春秋》说：“廉者，政之本也，民之惠也；贪者，政之腐也，民之贼也。”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把“廉”引申到政治领域，从而形成了“廉政”一词，同时也阐明了对“廉”与“贪”这两种对立价值观的认识。

管仲认为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”，在他的辅佐下，成就齐桓公春秋首霸的功业。唐太宗告诫臣子“贪如火，不遏则燎原；欲如水，不遏则滔天”，坚持广开言路，开创了贞观盛世。朱元璋痛恨贪官，认为“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”，铁腕反腐，成就洪武之治……廉政的作用可见一斑。

而反观那些不重视肃贪倡廉的为政者，往往是君昏臣贪，以致人亡政息。

夏桀就是其中一位。夏桀荒淫无度，“筑倾宫、饰瑶台、作琼室、立玉门”，以致百姓对他痛恨到极点，甚至疾呼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”。商纣王沉湎酒色、重刑厚敛，也终致众叛亲离、身死国灭。

提起历史上的大贪官，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清代的和珅，事实上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有不少。比如南朝时梁国大臣鱼弘，就是著名的“四尽太守”——据说，凡是他为官的地方，都是“水中鱼鳖尽、山中麋鹿尽、田中米谷尽、村里百姓尽”。这样的人，注定遗臭万年。

廉为政本，兴替所系。一个政权、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，取决于人心向背。我们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，就要树立“以民为本”的民生观，真正做到“情为民所系，权为民所用，利为民所谋”，就要贯彻“以法而治”的法治观，坚持反腐败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忍，就要牢牢抓住“关键少数”，让他们知责负责、知责尽责，身先士卒正风气，清正廉洁做标杆。

“以廉为宝”的清官情结

春秋时期，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美玉，准备把它献给子罕，子罕却不接受，说：“我以廉洁为宝，你以玉为宝，如果我收了你的玉，我们俩都失去了自己的宝，不如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宝。”自此以后，“以廉为宝”成为无数从政者的坚守与追求。

“一钱太守”刘宠、“四知拒金”杨震、“悬鱼拒贿”羊续，都是其中的代表；包拯“拒礼为开廉洁风”、于谦“清风两袖朝天去”、海瑞“不怕死、不爱钱、不立党”等，也传为千古美谈。他们为官以廉、修身以律、励志以行的人生理念和廉政实践，凝结成中国人心中深深的清官情结，激励着历代政客不断修身律己，廉洁用权。

“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”今天，我们在强化“不敢腐”的震慑、扎紧“不能腐”的笼子的同时，也要注重夯实“不想腐”的思想根基。以古代清官廉吏为榜样、当镜子、做尺子，识别清浊邪正、判断是非善恶、规范行为举止，从思想深处强化“不想腐”的自觉，做到“心不动于微利之诱，目不眩于五色之惑”。

“尚俭戒奢”的勤俭作风

勤俭节约自古以来就是官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虞舜称赞夏禹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”；老子说“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”；诸葛亮告诫儿子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。

“勤养俭，俭生廉”，勤俭是固守廉政的一种基础修行，只有降低物质上的需求，才能守住清廉的底线。

春秋贤相晏子把贫困当老师，说“富而不骄的人世上少有，贫而无憾的人，我算一个”，数次拒赏；明代吏部尚书刘崧生活清廉俭约，一床棉被用了十年也未曾换过，直到被老鼠咬坏了，才不得不换了一床新的，而旧棉被拆下后缝缝补补，又给儿子做了衣服；清代名相陈廷敬从政五十余载，官至宰辅，生活上却很节俭，常说“我自长贫甘半饱”，所以被送了个“半饱居士”的雅号……他们以俭养廉，成就一身正气，留下千古美名。

当下，“四风”问题屡禁不止。今年上半年，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3193起，其中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问题就占了25172起。“嗜欲深者天机浅”，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党员干部的侵蚀就像“温水煮青蛙”一样，会导致党员干部逐步放松对自我的要求，有的贪图安逸享受在其位不谋其职，有的追求物质享受热衷吃喝玩乐、花天酒地；有的从一顿饭一条烟开始收受，最终走向严重违纪违法……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明确规定，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，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。党员、干部手中的权力、所处的岗位，是党和人民赋予的，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，只能用来为民谋利。

一心为公才会宠辱不惊，两袖清风方能正气凛然。广大党员、干部要努力做到公正用权、依法用权、为民用权、廉洁用权，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、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、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，做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、营造者、维护者。